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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阵子在巴黎有个桑贝的插画展，叫Sempé, un peu de Paris et d'ailleurs（桑贝，一点儿巴黎和别处）。有朋友恰好去巴黎玩儿，就请她捎了一本。这个展节选了桑贝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具代表性的画作，当然也少不了他替《纽约客》杂志所作的封面。桑贝是少数长期为《纽约客》杂志作画的法国漫画家之一，从1978年迄今，他替《纽约客》画了一百多幅封面。
桑贝1965年第一次去纽约时特别激动。他非常爱这个城市，一度想在此定居，不过还是因为语言问题放弃了。后来他每次去纽约都可以用《纽约客》提供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，然后骑着自行车跑遍城市大街小巷。
这本画册的排版，有很多对开的页面上是一幅桑贝的画配一大段他自己的说明，非常口语化。我把和《纽约客》相关的段落翻译出来：
一天，《纽约客》的艺术总监去伦敦看一个画展。英国记者们问他：“一副画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《纽约客》的封面？”他想了想回答：“一幅画要怎么样才能成为《纽约客》的封面？那得《纽约客》杂志把它复制出来印到封面上。这样它就成了《纽约客》的封面了。”这回答一点不蠢。他说的话听上去有点怪，却是事实。你说不清它该什么样，但它就得那样子。
有好些年，我的美国或法国朋友们都问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画寄给《纽约客》，其实我心底里就怕一件事：被他们退稿。每次被问到时我是这么替自己开脱的：“我等着他们给我写信呢。”其实我很清楚他们从来不给任何人写信。所以，这么说我就安然过关了。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，我只是好几次走过他们的大楼门口，都不敢走进那个无数我景仰的人曾进进出出的门厅。太令人生畏了！
有一天，我带着一张封面去了《纽约客》，这张画画的是一个小女孩和一只小猫在玩耍，用小猫的尾巴装成自己的胡子。好吧，本来画的是这个。过了一会儿，艺术总监来了，拿着画对我说：“肖恩先生非常喜欢，不过就是得把小女孩去掉。” 把一个小女孩从一幅水彩画上完全涂改得让人看不到，那可不是轻松的事儿。而且我想：“如果没了小女孩，那还有什么好玩的！”原画本身已经这么滑稽有趣了。。。不过我想肖恩先生知道他自己要什么。于是我跟个傻子一样忙活了半天，涂涂改改，非常小心。
我把小女孩涂掉了。他很高兴，而且他是对的，这样一来就很适合做封面。是啊，我对他有绝对的信任。当他对我说“得这么改”时，我就毫无异议地照办。
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在波尔多，我把我最初的一些画作带去给Chaval看。他非常耐心地看了这些画，可能都有点太耐心了，然后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您知道《纽约客》吗?” 我当然不知道。然后他说：“您最好看看他们做的东西。”我骑上我的小自行车去了美国资讯服务中心，要了本《纽约客》来看。不出意料，我被震—住—了！印刷纸张非常好，而那时一般的报刊杂志纸质都很差，因为我们离二战结束并不太远。我被那些彩色的封面和精致的内页版式迷倒了。我发现了这样一本杂志，将幽默画视作艺术，与漫画和讽刺画区分开来。简而言之，这本杂志的风格和理念太让我倾倒了。
有一天我特别特别想画一只母鸡。大家都画过母鸡，非常相像的母鸡。但我想画只笨母鸡，因为母鸡们就是笨笨的。我很爱画鸟和鸡，但日常生活里不太用得着画它们。不过我还是一直想给《纽约客》画只母鸡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等一个朋友，她迟到了两小时。。。我开始画一只母鸡，想着：“他们会把我当疯子的，管他的，就把我当疯子好了。”我画了母鸡，又画别的，画了树在旁边，还有奇奇怪怪的东西。。。我的朋友到了以后，挺惊讶的。我对她说：“这是给《纽约客》画的。她没作任何评论，因为她知道我不擅长画母鸡。不管怎样，我把这幅画和其他的画一起寄出去，想着：“最后他们看了这幅画会说：看那，这人疯了，给我们寄了张根本用不上的东西。”可并非如此，他们居然很喜欢。David Remnick用了我这张母鸡图时，我非常高兴，我跟自己说：“我终于画了只母鸡。”我不是说这幅画如何好，我是说有份杂志把它当封面了，这很好。
PS: 我一直想做一个桑贝《纽约客》封面的相册，可惜一直找不到高清的版本，在art.com上可以看到比较大的版本，但是不能下载。这个相册里的图片尺寸是能找到的最大的了：
http://www.douban.com/photos/album/64257023/
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网站上看，还有更大的图，细节更清晰：http://www.art.com/搜索Sempé就可以。
